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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调老郭头
王义忠入党后，粮站深挖阶级敌人的工作出现了新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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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组长把我找到公社，拿出一封举报信。这是一封匿名信，检举粮站老郭头。检举信的内容是说老郭头是一个漏网的资本家。根据是老郭头平时自己说自己当过粮栈掌柜的，坐过飞机，吃过山珍海味、猴头燕窝、飞龙熊掌，穿的西服革履、貂皮大氅等等；没有其他证据。
我：“怎么办？”
组长：“无风不起浪。我们领导小组初步研究，让王义忠也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工作，给你一个帮手。老郭头的事，暂时不要声张。公社决定，先搞一搞调查，弄清楚了再说。”
我：“怎么调查？老郭头有档案吗？这个事让不让李主任知道？”
组长：“李主任应该知道这个事。他对老郭头的情况能够掌握一些。回去以后，你先跟李主任研究一下，把公社领导小组的意见跟他说说。怎么调查，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另外，告诉他，公社决定，王义忠这段时间不要安排业务工作，专门调查老郭头的问题。”
回到粮站，我对李主任说了公社的意见。李主任把王义忠找来，告诉他，公社决定让他和我一起调查老郭头。
李主任对老郭头的过去，了解的也不多。他介绍，老郭头在沈阳的一个私人粮栈干过，现在的那套业务本领都是在那个时侯掌握的。老家在山东馆陶县（是从划归河北省馆陶县劈出来的冠县）。这些材料，出去搞外调是远远不够的。
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让老郭头自己说清楚过去的历史，提出证明人。
我们找老郭头谈，老郭头很是配合，他毫无保留的把十来个证明人的姓名、地址和基本情况统统告诉了我们。同时，我也想试探一下人们的传说。我问他，“老郭，听说你坐过飞机？什么感觉？”
老郭头：“什么感觉？感觉好。飞到天上，看地上的人，像蚂蚁一样，房子像洋火盒（火柴盒）一样。”
我：“真的？一般人，普通老百姓可是坐不起的。”
“是……是听人家说的。”老郭头好像明白了坐飞机问题的背后暗示着的严重性。开始改口。
我们出去外调找到的被调查人的姓名早已经毫无印象，不过，去过的地方和路线尚有记忆。不知道是老郭头态度积极，希望通过很多人的证实表明他没有问题，还是故意拖延调查时间，列出了十来个调查对象，让我们两个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结果，不是找不到人，就是记不住有老郭头这个人。也只有沈阳他工作过的地方和邻居，以及那个粮栈的老板，证明他是在粮栈当伙计吃劳金的穷光蛋。
根据老郭头的名单，我和王义忠从什司县出发，到沈阳、赤峰的克什克腾旗、北京、三门峡、贵阳、水城、杭州、冠县、济南、章丘、天津、大连、牡丹江、宁安、密山、虎林、五林洞等地。有的地方是路过。这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走这么多地方。
（一）第一站沈阳
沈阳是老郭头从事粮食买卖工作的地方。他在沈阳铁西工作过的粮栈老板，公私合营之后，回关里老家了，下落不清。
可喜的是找到了他在铁西住过的地方的邻居。这是一个能够准确的说明老郭头那个时侯情况的人。
在沈阳铁西区一个脏乱差的居民小区（现在所称的棚户区）找到了既是同在一个粮栈当伙计又是邻居的夫妻俩。当我们提到，老郭头自己说坐过飞机、穿过貂皮等等大话的时候，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，那个女的连眼泪都笑了出来。
丈夫说，“老郭头和他们一样，在同一个粮栈当伙计。从山东家来到沈阳，没有地方住，就在我们旁边租了一间小屋，（媳妇插话，‘你们看，就是隔两个门的那个屋。’）吃喝拉撒睡都在那个小屋里。干了几年，除去给山东家邮回去几个钱，勉强养活自己。40来岁的人，连个媳妇都没有娶上。”
媳妇：“解放后，有人在你们海城乡下给他介绍了一个小媳妇。”
丈夫：“老郭头为人挺好。检验察看粮食的成色是一把好手。公私合营以后，粮栈黄了，他就去了你们海城马风。”
媳妇：“老郭是什么样子来什么样子走，来的时候背一个小行李卷，走的时候背一个大一点的行李卷。别说貂皮呀，一条破裤子补了又补；哪来的皮鞋，一双布鞋还掌了又掌，舍不得扔呢。”
丈夫：“这个人，那都好，就是好吹牛。”
王义忠：“你们过去那个粮栈老板还在不在？”
丈夫：“他老家是山东章丘哪个村的，不知道。在不在，不知道。”
夫妻俩个又给我们介绍了几个人，都去了外地；沈阳市内认识老郭头的粮栈职工没有了。
（二）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
第二站是去昭乌达盟的克什克腾。从沈阳坐火车到了赤峰，从赤峰坐汽车到克什克腾。
去克什克腾给我留下了路难走的深刻印象。从赤峰去克什克腾的班车，出发不久，就走上了向西北方向崎岖不平的盘山道。汽车不紧不慢的爬行，中午，到了翁牛特旗，吃午饭。饭后，继续西行，下午四、五点钟到了林西县。在林西县汽车站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出发，汽车折向西南，中午到了克什克腾。那个年代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黑色路面的高等级公路，是一条砂石路，汽车的车速可想而知。
到了克什克腾汽车站，下了车，王义忠就用手捂住了鼻子。我问他，“怎么啦？”
王义忠：“味！你没有闻到味？”
我：“什么味？”
王义忠：“膻味！我可抗不了了。恶心，要吐。”
我：“那，怎么办？”
王义忠：“怎么办？挺着吧。”
中午，找了一个饭馆，所有的菜全是牛羊肉。王义忠看着都恶心，吃，更是不行了。只好要些豆腐、豆芽之类的素菜，这里新鲜青菜很少。端上来之后，王义忠只吃一口，就吐了出来。他摇摇头，说，吃不了。因为这些菜都是牛油炒的。为了把馒头咽下去，我要了一碗羊肉汤，两毛钱，多半碗红白相间的羊肉片，算是过了羊肉瘾。可惜，王义忠一口饭没吃。
出了饭馆，我们到附近的供销社给王义忠买点饼干，一瓶汽水，以解决他的午饭。王义忠咬了一口饼干，又吐了出来。原来，所有的食物，在他嘴里全是一个味，膻。
我们要找的人，在乡下，距旗里还有五、六十公里，没有交通工具，只能够骑马去。王义忠没有一点食物下肚，骑马是不可能了。我们商量一下，回赤峰。
（三）北京到三门峡
下一站是河南的三门峡。我们在赤峰买了去北京的车票，打算从北京去三门峡。早晨四点钟到了北京，立即到售票口买去三门峡的火车票，开车时间是半夜十一点。
机会难得，我们决定，用这宝贵的一天，逛一逛北京的名胜古迹，也算没有白白路过北京一回。
我们两个首先来到**广场。广场上有国营照相馆的照像点，我和王义忠都照了一张相片，作为纪念。我的相片背景是人民大会堂。
我们从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始走到**前，转到人民大会堂东侧台阶下，一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，走到我们面前，告诉我们离大会堂远一点。
故宫进不去，我们决定去十三陵。在前门打听到，去十三陵可以从前门坐车到德胜门换乘公共汽车。
到了定陵，进到摆放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巨大的棺椁的定陵地下宫殿。地宫在地下27米处，规模宏大，由五座石室组成。走在摆放一个大棺棺椁、两个小一点棺椁的中央石室，凉飕飕的阴风，从脑后吹来，不免感叹古代帝王的威风死后犹存。出来以后，听人家说那三个棺椁是仿制品，真的扔掉了；深感憾惜。
从定陵出来，我们来到明长陵陵恩殿。这个象征着皇权无尚的大殿之中整齐排列着一米多直径、十几米高的60根雄伟壮观楠木大柱，堪称天下奇观，令我十分震惊，有些让人望而生畏的感觉。
走出长陵，王义忠建议去十三陵水库看一看。我们两个经一个明白人的指引，快速的向水库走去。我们来到左右两侧都是低矮的山峦、一块片草不生的砂土地上，看见前面有一堵横在地上兀立的土墙。我问一个在这里玩耍的小孩，那是什么，小孩告诉我那是水库大坝。看见了水库大坝，我们两个高兴地向大坝走去。从一个斜坡爬上坝顶，向下一看，是一个绿荫掩映的小村庄。从大坝那边走过来一个老大爷，我问他，“水库里怎么是一个村庄？”
老大爷：“那不是水库里边，你们两个方才就是从水库里过来的。”
王义忠：“水库里怎么没有水？”
老大爷：“漏了。早就干涸了。”
我们两个下了水库坝顶，看见了大坝外侧镶嵌的五个大字“十三陵水库”。
我们找到汽车站点，回到市里。决定去颐和园。
我们两个以“飞马观花”的速度，草草地看过定陵、长陵和干涸的十三陵水库。回来之后，买了麻酱火烧和酱肉，边走边吃，又急匆匆来到颐和园。在颐和园里转了一阵子，有些疲惫不堪。走到昆明湖南岸，几乎看不到游人。已是午后，阳光明媚，寻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，坐下休息。
望着平静的湖水，顿生下去游一游的渴望。我对王义忠说，“湖水这么平静，我下去游一圈，怎么样？”
王义忠：“我可不会水，你要是上不来，我真的救不了你！”
“没事。我就在湖边游，不往里边去。”说着，我脱了衣服，下水了。
向湖心游了几米，我采取立泳姿势，试探一下水深。原来脚下是布满湖底的野生藤蔓类杂草。我立刻提高了警惕，不敢再作立泳，只能够做一些飘浮在水面的蛙泳。游了一阵子，觉得几天来奔波的劳累都溶解在湖水之中，轻松了许多。只是违背了不准在湖中游泳的禁令；虽然当时在湖边没有这种警示标识。
我们从颐和园上了公共汽车，回到前门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种。王义忠说，“来一趟北京，还得逛一逛百货大楼。”
于是我们两个去了王府井。
进了北京百货大楼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看一看在糕点糖果部蜚声全国的称糖“一抓准”和算账“一口清”的张秉贵同志。他的售货绝技，被人们誉为“燕京第九景”，是商业战线的一面红旗，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。我们怀着一睹为快的心情，来到糖果柜台。可惜，没有看到张秉贵本人。
在百货大楼我买了一双清河产的橘黄色塑料凉鞋，这是我第一次穿当时令人羡慕的塑料制品。购买塑料凉鞋在其他城市是凭票供应的。
出了百货大楼，逛到了东来顺的门前。我看到牌匾上的东来顺三个大字之后，脱口而出，“看！东来顺。”
王义忠：“咱俩进去吃点涮羊肉？”
我：“你不是闻到牛羊肉的膻味就恶心吗？能吃涮羊肉？”
王义忠：“老郭头在粮站可是常说，到了北京不吃全聚德的烤鸭和东来顺的涮羊肉，那就等于白来。”
我：“看起来老郭头还真的没少来到北京？”
王义忠：“吹（牛）呗！走，进去。”
可能是没有到饭点，店内人不多。我们坐下之后，服务员端来一个镀锡的铜火锅，拎来一壶清水倒到铜火锅里面，生着了炭火。我俩要了两盘羊肉。之后，服务员对着在餐厅一端的肉案子后面的切肉的师傅，高声喊道：“两盘！”
切肉师傅操起片刀，熟练地把案子上的新鲜羊肉切成薄片。切肉师傅娴熟的刀法，令我大开眼界，感叹不已。很快，服务员就把两盘羊肉和相应的配菜——包白菜、细粉丝以及调料腐乳、芝麻酱、韭菜花等等摆到了我们的桌上。
邻座的一个右手夹着羊肉片在火锅里涮着的人，听到我们说话，笑着对我们问了一句，“听口音，你们两个是东北的，哪个地方的？”
王义忠：“什司县。你是哪的？”
那个人：“我是长春的。什司县？什司县没听说过，是哪个省？”
“辽宁海城县的一个公社。”我和王义忠都笑了。
那个人：“你们两个怎么就吃那么点？”
王义忠：“先尝尝，好吃，再来俩盘。”
那个人：“我吃了7盘！我来一趟北京，必然要过来吃一顿。去年这里还叫什么回民饭店，今年才恢复了老字号。”
到了三门峡，我们两个直奔被调查人居住的山西省平陆县黄河北岸的一个公社，公社和大队的地名早已忘记。没有交通工具，只能够用步量了。走到距黄河不远，王义忠问一个看似当地人，“同志，去黄河北岸怎么走？”
“走过去。看见没？下去就是黄河。”那个人手指前面一片干涸的河床。
我：“左边那个大坝，就是三门峡水库吧？”
那个人：“正是。没有它，黄河水会干吗！”
真是无独有偶，在北京十三陵水库是干的；到了三门峡水库，黄河也是干的。三门峡水库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。
到了那个公社我们要去的大队，地面上的房屋不多。我们要找的那个人，住在地下窑洞。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才知道那叫“地坑院”也叫“天井院”，属于下沉式窑洞，是古代人们穴居生存方式的遗留，被称为中国北方的“地下四合院”，距今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。这些地方被形容成“进村不见房，闻声不见人”的奇妙地下村庄。分布在河南、陕西、山西黄土高原地区。
这户人家的地坑院是在一条道路南侧的一块平整的黄土地上，是一个边长大约为10米左右的正方形深坑，坑深大约6、7米。我们顺着西侧的从地面通向坑底的黄土台阶，下到院里。地坑院的直立的四壁大约开凿了七、八孔窑洞。地坑院的中心是一口水井，是存储雨水用的；据主人说，这里没有地下水。
户主听说我们是东北来的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我们说明了外调的来意之后，交谈中，关于老郭头的情况，一问三不知。他本人确实在沈阳那个粮栈干过，粮栈的东家也能够说上名字。唯独提起老郭头，毫无印象。
三门峡这一站虽然没有调查到老郭头的情况，倒是领略了地坑院这一民居奇观，算是没有白跑一趟。
（四）来到水城
马不停蹄，下一站是贵州省水城。坐了几天几夜、换乘了几次火车，到了贵州省西部边界的水城。
上世纪60年代，国家决定在中国的西南、西北进行“三线建设”。（按着地区的战略地位把沿海和东部地区定为一线，中部地区为二线。）云贵川交界处的六枝、盘县、水城蕴藏着丰富的炼焦煤和动力煤，1964年确定六盘水为三线建设的重点。国家从东北、华北、中南等老工矿地区迁入六盘水地区一批工厂，成建制调来一大批工程勘测、设计、施工队伍，达12万多人。鞍山市派出以市人委副市长易晓光为首的一批各个部门机关干部，到水城组建领导班子。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从煤铁之都本溪矿务局调来的基建施工人员。
我们下了火车，第一感觉，就是下雨，到处都是湿漉漉、水淋淋。出来的这些日子，第一次感到了冷。听人家讲，水城这个地方，没有炎热的夏季，也没有寒冷的冬季。太阳出来了，穿单衣，阴天下雨穿棉袄。当地有一句顺口溜“贵州三件宝，雨衣、水鞋、大棉袄”，大概就是应对这种气候的必备穿着。
我们在水城会战指挥部找到了本溪的基建队，查了一下，确有我们外调的对象。但是，此人不在水城，在100多公里以外的盘县，交通极不方便。我和王义忠商量一下，不能见面，希望能够和那个人通一下电话。指挥部的人同意了我们的要求，电话挂通后，对方说，到现场去找人，需要等待半个小时。
二十多分钟过后，对方回电话了。王义忠开始和对方通话。不知道是对方说话王义忠听不懂，还是王义忠说话对方听不明白，无奈，王义忠让我和那个人说。
我：“你认识沈阳xx粮栈的郭xx吗？”
对方：“认识。”
我：“有人检举他是漏网的资本家，你能够给我们提供点什么情况吗？”
对方：“什么？资本家！从山东过来，穷得叮当山响，连个媳妇都没娶上。这玩笑开的，一点也不沾边。”
我：“麻烦你了。”
对方：“老郭在你们那里？回去替我向他问个好。”
我：“一定。再见。”
由于是长途电话，没有和对方过多的核实有关老郭头的情况细节；因为他和沈阳铁西的粮栈伙计两口子说的基本相同。
出了会战指挥部，走了不远，看见一睹墙上用白灰书写的大字标语，“东北佬滚回去！”
“看起来我们东北来的人，在水城这个地方表现的不怎么的。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当地人。”看见标语之后，我说道。
王义忠：“看起来我们两个得赶快离开这里。”
会战指挥部把我们两个介绍到他们的招待所。一进屋，使我们大吃一惊。开开门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听到的说话声，完全是东北口音，仿佛是回到了家。原来这个招待所的职工都是支援三线人员的家属。我们进屋的时候她们正在用东北话嬉笑打闹，其中不免夹杂着一些当地人听不懂的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。见我们两个进门，一个人说道，“有客人来了！”
另一个人：“过来！登记。”
知道我们是东北人，屋里的人立即活跃起来，格外亲热。七嘴八舌的问道，“东北哪嘎嗒（什么地方）的？”“来干哈（做什么）？”的家乡话统统上来了。
从她们嘴里，我们知道了东北来的人把搭火炕、砌火墙、生炉子等取暖、烘干等生活方式带到了这里。
我：“外边的大标语，‘东北佬滚回去！’是怎么回事？”
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女同志：“那是那几个造反派写的。当地老百姓对我们挺好的，欢迎我们过来搞三线建设。”
（五）从贵州到杭州
当日，我们买了从水城去贵阳的火车票。这是一列空前绝后的客运列车。黄昏，上了火车。走进车厢，双脚有如踏到海绵垫子上一般，绵软渲腾。坐下之后，才发现，原来车厢地板上是一层厚厚的嚼过的甘蔗渣滓；不知道这列火车有多少天没有人打扫过了。天黑了，车厢里的电灯一直没有点亮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列车员送来几根蜡烛。夜深了，我觉得有些凉，打算把车窗放下来，结果，放下来的只是窗框，玻璃已经不复存在。只好找一个背对着火车前进方向的座位坐着，眯起眼睛睡觉。
拂晓，到了贵阳，本想找一个旅店睡上一觉。到旅店后，登记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是路过贵阳去济南。便对我们说，“两位同志，如果你们不是到贵阳办事，只是路过，我劝你们最好不要住下，尽快买车票，离开贵阳。”
王义忠：“为什么？”
工作人员：“市里头不太平。阶级敌人活动的很猖狂。昨天就在右边的十字路口，还枪杀了一个人。市革委会保卫组的人也经常夜间检查住宿客人，上礼拜还从我们宾馆带走了两个人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所以，……”
我：“谢谢。王义忠，我们走吧？”
王义忠：“走。”
回到火车站，去杭州有一趟火车，还有票。匆匆忙忙吃了一点早饭，又登上了去杭州的火车。坐了两天一宿的硬板（那个时侯，卧铺很少，即使有卧铺，我们两个也不够资格）到了杭州。马不停蹄的辛劳奔波，全靠的是年轻，正所谓“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气壮”。
一觉醒来，天晴日朗。我对王义忠说，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机会难得，咱们俩个就在杭州多呆一天，你看如何？”
王义忠：“行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呆一天！咱俩说了算。”
我们还是以飞马观花的速度，逛了西湖、岳王庙和钱塘江边上的六和塔。有两件事记忆深刻。
第一件事，在西湖，明显的可以看出，那是一片劫后余生的景象。久久不能忘记的是重新修整的甬道上，铺垫着支离破碎的石碑残块。比较醒目的，是“断桥残雪”石碑已经断为几块，阴刻的大字，暴露在烈日之下，风蚀雨袭，任人践踏。这样的甬道，怎敢落脚，怎能毫无顾忌的举步前行？
第二件事，岳王庙一堵墙的一隅，秦桧和其夫人王氏的铸铁跪像前，有很多人驻足观看。秦桧其人，是尽人皆知的卖国贼、坑害忠良的代名词；着实可恶可恨。可是，眼前的秦桧和王氏铸像满身的泥污、吐沫、鼻涕等等肮脏的秽物，实在令人恶心！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淳朴的爱憎感情——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褒善贬恶的举止行为就应该是这样表达的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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